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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的沿革不是简简单单的约定俗成，从地名的变迁中，我们大体可以把握这个城市的发展脉络。在历史上，曾经有那么多的城市，那么多的地名，刚刚在版图上留下一个不显眼的标志，就出人意料地像一颗流星般消逝了。

一块碑碣，一小段文字记载，甚至一两则朴素的传说……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就封存在这些名称的密码中。

地名的滋味

深圳这块热土上的许多地名，那些三三两两简简单单的字……大多数与我们现在的都市生活非常遥远，会让我们偶尔好奇：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它有什么样的来历？藏着什么传说故事？———那些我们每天上下班都要匆匆经过的街区，那些我们每天安居乐业的家园。

地名，是一座城市生命的起点，蕴藏着城市成长的密码，这个起点，与今天的我们之间，隔着早已逝去的模糊的时间。

创新是我们的标志，转眼之间，一切新的、现代的、都市的、潮流的东西，变化着，呈现在我们眼前。有时走得太急，隽永的芬芳被囫囵吞下，被走马观花。其实，细细品味，我们熟视无睹的地名原来也那么有滋有味。从中，“新移民”、“新客家”可以发现客家方言的味道；都市人、当代人可以回眸古时农民、渔民、盐民的文化。

从本期起，《发现》周刊将以系列报道的方式，追溯深圳一些地名的起源，破译深圳的姓名密码。从中可以看出，这片土地上的先民，有着怎样的生存方式，又是与怎样的历史、地理相连。

深圳———

带有移民色彩的“墟”

今天的深圳河蜿蜒穿过繁华市区，“深圳”一名，就来源于它，“圳”是指“田边水沟”，“深圳”就是“深水沟”。

据清代康熙年间所纂《新安县志》记载，深圳河在历史上不仅深，而且水流急，每逢下雨便涨起大水，居民来往十分困难，常有人“不知深浅，动遭淹溺”。为此，由负责当地治安的官富巡检司长官廖膺宠主持，于康熙二十八年，在深圳河上，建造了一座“惠民桥”，此桥以石头建造，就是今日“人民桥”的前身。

“深圳”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清朝康熙年间，是个小“墟”的名字，也是个哨所的名字，那个时候，仅有10名驻兵。

“墟”，本为乡村定期的贸易集市，交易完成后人们就会散去，不过在清康熙年间，新安县内的“墟”已发展为有固定居民的墟市，它们多形成在交通便利的地方，深圳墟虽不大，却比较有名。

其实，“深圳”这一名称，除了带有地理的痕迹外，还烙印了移民文化的色彩。它是客家移民南迁，带来的新词汇。

一般而言，移民迁移到新的地方后，常把旧地名搬来使用，借此来表达对根的溯源。通常情况下，移民不是照搬原名，而是使用与原居地相同的地名通名。历史上，岭南地区部分客家人是从闽北、浙南迁来的，这些地区常见的地名通名中，就有坑、潭、洋、坪、圳等。

在浙江也有一个同名的“深圳”，此外还有浙江丽水的癒岸、永康的圳头；江西进贤的温家圳、萍乡的圳口、何家圳；湖南新宁的圳源垌；广东大埔的圳头坑、梅县的高圳等。这些地名出现的年代，都在宋代以后，是南下的北方人带来的古汉语，在南方演变成方言后，产生的方言地名。

“宝安宝安，得宝而安”

宝安境内有宝山，“得宝而安”。明朝有书记载：“得其宝者安，凡以康民也。”“宝安”在历史上就这样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含有吉祥用意。

这座“宝山”位于现在的东莞市樟木头镇境内。宋朝有书记载：宝安“山有宝，置场煮银，名石瓮场。”所以，此“宝”实为银矿。

“宝安”作为县名，从公元331年的东晋年间算来，已有1670多年的历史。公元331年，东晋设郡，下辖宝安等6县，宝安县范围包括今日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东莞市部分地区、番禺县南部、中山市等地区。这是在深圳地区设立郡、县级行政机构的开始，也是深圳城市历史的开端。

深圳地区自从唐朝中期起，归入东莞县管辖，毕竟距离较远，治理鞭长莫及，深圳、香港地区频受倭寇、海盗侵扰，尤其在明朝中期以后，兵灾不断，因此经南头乡绅的提议，在广东海道副使刘稳的支持与筹划下，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在宝安故地建“新安县”，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的意思。从“得宝为安”到“去危为安”，可见人民的生存环境与理想。

1914年，因全国行政区域整编，广东省新安县因与河南省新安县同名，改回“宝安”县名。1993年1月1日，宝安撤县，设立宝安、龙岗两区，由深圳市直辖。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南山”有南山，海拔336米。山北的山脚下，村前是大海，村后是稻田，历史上就是“鱼米之乡”。南山区因大小南山得名，带着幽远的意境，总使人想起陶渊明的那两句名诗。

不过，历史上的这片区域，并不是遗世独立的，尤其它的前身“南头”，作为深圳市古代文明的中心，经历了太多的战火。

在东晋南朝时期，南头就是粤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宋以来，商业开始繁盛，大型远洋船舶要进出广州，必须绕行大屿山经南头、虎门才能进入珠江，因此，南头就成为广州海外交通航道的咽喉。可见南头当时的重要地位，颇有“好望角”的味道。

明朝初年，这里加强了海防，并筑城驻军。公元1565年，面对日益严重的倭寇、海盗骚扰，广东设立了6个水寨，水师总部设在南头水寨。为了预报敌情，在赤湾小南山顶上修建了烟墩（又称烽堠），作为南头水寨的耳目，遇有敌情，白天用烟、夜晚用火进行报警。南山烟墩遗址至今尚存。

“得福于田”的虔诚

福田区，因清代康熙年间就已经存在的福田村而得名。

“福田”这一名称的来历，与上沙村的始祖黄金堂有关，公元1192年的南宋年间，黄金堂的第四个儿子黄西孙，迁到松子岭南沿定居，带领儿孙开荒造田，田地块块成格，取名为“格田”，后来看到庄稼颜色碧绿，好似幅幅图画，心里非常高兴，又将“格田”更名为“幅田”，因“幅”与“福”同音，再改名为福田———“得福于田”。这两个字透出了从事农业的深圳先民的性格与美好愿望。

福田区的前身，是上步管理区，现在仍有路名“上步”。“上不去，下不妙”（上步区、下步庙），许多初来深圳的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都会笑上半天：“这好像是骑在老虎背上嘛！”

“步”，俗称“埠”，是指“水陆码头”，用在地名上，与古代越语有关，也仅限于中国的南方地区。加上村落位于深圳河的北面，是在“河之上”，故名“上步”。可以想见几百年前，这里“轻舟水上泊”的景致。

古越语中罗湖山

今天繁华热闹的罗湖区，名称来源于清代康熙年间就已存在的罗湖村。

深圳博物馆的容达贤先生对记者介绍，罗湖村的“罗”字，源于古越语，是古壮侗语对山的称呼，带有“罗”字的山名是古代百越族人的遗留，如“罗浮山”一名，就见于广东的博罗、电白、兴宁、平远以及广西的钦州、防城等地。所以，可以推断，深圳的“罗湖”就是山名，加上地势低，周围湖塘众多，得名“罗湖村”。

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罗湖山被夷平，山土被用来垫高罗湖低地，据说，这使当时罗湖低地的地面增高了1米！

龙凤呈祥的美丽传说

龙岗有龙，也有仙女。

关于龙岗，还有一段美丽传说：远古时期，有一位美丽的仙女下凡后，到了这里，而天上群龙“怜香惜玉”，终日环绕在她的周围，保护佳人的安危，矢志不改，最后终于变成脉脉山岗。

传说归传说，不过，这里山岗的形状，倒真的极像巨龙伏卧，“龙岗”一名也是因此得来的。西边的东莞，有一地名“凤岗”，与龙岗遥相呼应，颇有龙凤呈祥的寓意。

公元331年，东晋设立东官郡，龙岗属于宝安县辖地；民国时，龙岗变成惠阳县辖地；1958年11月又归为宝安县管辖；1986年改称龙岗镇，1993年1月1日，改为龙岗区。

大鹏古民煮“海”为盐

“盐田”是从行业经济演化出来的地名。盐田区的名称，得于深圳东部沿海旧有的盐田村。深圳位于南海之滨，先民“靠海吃海”，在宽广的海边开辟盐田，以煮盐为生。

古代深圳居民制作“熟盐”，需用海卤，海卤的常用制法是这样的：

先在海边沙滩上挖一个深坑，坑底及四壁铺设“特制”土砖———一种掺进草秆、经牛脚踩而成的“筋韧熟泥”，砖缝填实，以防泄漏，将竹木横架在坑口，上铺苇席，然后将盐田内浸渍海水后经日晒泛出盐霜的表层沙子扫拢起来，堆于坑口苇席上，用海水浇淋，滤入坑内富含盐分的卤水便可用于煮盐。真是“谁知盘中盐，粒粒皆辛苦”。

古代的深圳，就以盐产著称，早在汉代，这里的盐业生产就被纳入国家管理。宋、元时期，盐业生产达到了高峰，官收盐利成为政府的一个重要的财政来源，以至当时有人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盐业在深圳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盐民的辛勤劳动为官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盐民的生活却异常困苦。官府的暴利盘剥和压榨激起了盐民的反抗，煮、贩私盐的现象日益增多，社会矛盾由此激化。南宋年间，因政府查禁盐民煮、贩私盐，就引发了一场较大规模的盐民武装暴动，以高登为首的盐民一度击退官军，并乘胜进攻广州，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大鹏所城

深圳东部的大鹏半岛有一座筑于明代的“大鹏所城”。这也是深圳简称“鹏城”的由来。

明初广东沿海倭患成灾，太祖朱元璋遂下令开筑“大鹏千户守御所城”。明洪武27年（公元1394年），广州左卫千户张斌在大鹏半岛埋下第一块砖头，不多久，一座固若金汤的大鹏城出现在大鹏岭下。

当时，大鹏城内有上千名驻军在开发海疆、屯田卫国。还开辟了东西两个演武城，俗称东西教场。

“沿海所城，大鹏为最”，在康熙年间靳文谟编撰的《新安县志》中这样得意地记载着。作为明清两代岭南海防军事的要塞，大鹏城占地约11万平方米。它抵御倭寇，抗击葡萄牙殖民者，备战两次鸦片战争，有着600多年抵御外侮的历史。

岁月悠悠，就在大鹏所城逐渐废圮的地方，鹏城深圳奇迹般地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