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引用自 家事国事天下事 。 建议大家到源位置看看那篇日志,其评论更是精彩。
仲尼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史记上第一次见到这句话,当时觉得孔子很酷,写了一本书,就能让别人感到害怕。(当然相比马克思恩格斯著书立说,就让整个世界为他们分成了两半,孔子还不算什么)后来知道了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特点:强调道德的作用。宁可放弃效率,压抑个人,也要让这个国家建立在礼义道德形成的稳固基础上。这种关于国家机构的解决方案就是孔子孟子一派的人提出来的,但真正被实施,还有赖于汉武帝。汉武面对匈奴的威胁,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法家所倡导的思想为行政的指导。然而上一个严刑峻法的朝代,却二世而亡,所以必须找到一个东西来扶助,于是便有了儒术的独尊。之后儒家的思想却变成了一个给懒人偷懒的温床,一个最简单最有操作性的机器。中国政治中无论是多么现实,多么技术性的问题,也要以道德的名义提出,也要以道德的名义解决。甚至赤裸裸的争权夺利,也要披上道德的外衣。这种思想和其下的政治架构直到两千年后才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然而在当时,任何反对他的人都要背负历史上的恶名。曹操的白脸在京剧舞台上晃了两百多年,因为他的政治观彻底嘲笑了古往今来的腐儒,同时也不被深明政治需要得智者所接受。明朝首辅(相当于宰相)张居正死后也被反对者指出他种种道德上的堕落。然而最有意思的是,一次反对张居正的政治风波居然最先是由编修本朝历史的史官掀起的。起因在于张居正的父亲死了,按规定他要停职三年在家丁忧。但这样一个有作为的人当然不愿意这样,所以便有了皇帝的亲自挽留。但史官觉得这与本朝以孝治国纲领不符,会给他们的记述带来困难,于是就提出抗议。当然,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尽管被人利用过,儒家的治国方略在当时仍不失为很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当世界已经变了,强调这种政治的传统似乎比大于利。前几天在明报上看到梁文道的文章,叫作春秋既亡,贼子何惧,批评了中国没有能以独立思想解释历史的知识分子,以至于官方和他们的御用文人可以对历史作任何基于自身利益的评判。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当然没有错,但是当他与现实政治的要求冲突时,我们需要的是马基亚维利式的强悍,还是孔孟来捣道德的糨糊?呵呵,讲到这里,似乎已经进入了比较敏感的辩论。这样从道理到道理的辩论无休无止无意义,还是就此打住吧。就比如打死我也不相信我会是那种怕老婆的人,但自己现在怕数学的症状跟一些人怕老婆的很相似,那以后会怕老婆也未可知?但即使没有辩,这样的“论”也不好。我可不想青春作赋,皓首穷经。还是干些该干的事情吧。这片随想乱七八糟的写了很多,其实最开始我想到的是:如果能把自己每天的所作所为记下来,比如郁闷用了几个小时,发呆用了几个小时,而看书用了几个小时,那自己应该也不敢像现在一样堕落了吧。然而现在往往连几天前自己做了什么都记不起来,所谓春秋既亡。于是就肆无忌惮的堕落,所谓贼子何惧。